张贤亮
张贤亮的《资本论》
劳改20年，《资本论》读了20年。这部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完美结合的巨著，深刻地影响了张贤亮的人生。
见到张贤亮的时候，他正在北京参加政协会议，因而是通过了重重关卡才得见的。谈话间，感觉到他依然犀利的思维，举止中，印证了潘虹曾经对他的评价“上海老贵族”。资本家出身、劳改、惊动文坛、下海经商、成为代表??张贤亮似乎永远都走在了时代的尖峰。如今他有三大头衔：著名作家、成功企业家、政协委员。这三顶帽子他戴得轻松自得、游刃有余。为什么？也许，这一切都源自他生命中的转折点——镇北堡，以及那本对他影响极深的《资本论》。
镇北堡的诞生
镇北堡原是明清时代建在西北地区的兵营，当时这种兵营大约有两百多座，是长城的一种附属军事要塞。辛亥革命以后，兵营失去了军事价值，被附近的老百姓用来放粮食或放羊，很多都已开始坍塌。镇北堡和别的要塞不太一样，别的要塞都是一座，而镇北堡是两座，并且距离很近，不足两百尺。明代修建的很多要塞都在清乾隆年间被摧毁了，之后又修建了新的，这个镇北堡就是明清两代的废墟组成的。
张贤亮发现镇北堡是在1962年的春天，对此他有很深刻的记忆。1961年底，张贤亮劳改释放，次年春天他去赶集，远远看见了镇北堡，立刻被那大漠黄沙的感觉所震撼，在壮观与古朴的外表下，镇北堡表现出一种强悍的生命力。后来张贤亮把它写在了自己的小说《绿化树》里，化名“镇南堡”。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张贤亮平反，重返文坛，时任宁夏文联主席。当时，张军钊在宁夏拍摄电影《一个和八个》，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地点。因为镇北堡让张贤亮想起了好莱坞里中东影片的场景，于是他就让文联干部领着张军钊到了镇北堡，张军钊一眼相中。巧合的是，张艺谋是该片的摄影师，也觉得这个地方很好，这为后来在镇北堡拍摄的《红高粱》埋下了伏笔。由于《一个和八个》被禁映了一段时间，所以第一部正式放映的“镇北堡电影”是根据张贤亮的小说《灵与肉》改编的《牧马人》。到了九十年代，共有五部电影在镇北堡拍摄。这引起了银川市政府的注意，于是镇北堡多了一块牌子，叫做“文物保护单位”，来这里拍电影是要收费的。
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全国掀起了大办商业的热潮，文联也和其他党政机关一样要办第三产业，身为宁夏文联主席的张贤亮自然要“挺身而出”。同时作为作家，他也很欢迎这种做法，作家深入生活不是简单地跑到什么地方住一段时间体验一下就叫深入生活，要想真正深入，就必须在市场经济的热潮中亲自操办一件事。
可是文联没有钱，又不能用文联的房子做抵押，张贤亮只好用自己的外文版税作为抵押向银行贷款。1994年元月，中央下了一个文件，所有的党政机关团体都要和下属的第三产业脱钩。那时的镇北堡西部影城刚办起来，没有收入只有债务，而这些，全都落在了张贤亮的身上。文联主席是不能同时当董事长的，那么如果他不当这个董事长，债务谁来管呢？何况那些抵押又是他自己的。他只好打个了报告，申请批准兼任公司董事长。上面的领导一看，不得不同意，谁让当初人家自己掏了腰包呢？
这件事成了张贤亮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他说，在中国，我是文人做企业最早的一个人，或者说最早的一批人中最成功的一个。
张贤亮去过二十多个国家，参观了很多旅游景点，知道怎么去经营旅游业，加上自己劳改二十多年期间读了二十多年的《资本论》，完全掌握了市场经济的运作规律。这些厚积很快就薄发了，1995年他还清了银行的债务，79万元的投入，现在达到了两亿的固定资产。
历史的触摸
张贤亮生在一个几代都是资本家的家庭里，父亲曾在哈佛商学院读书，1931年因“九·一八”事变回国。要是按血统分析，张贤亮的血液里早就有了经商的智慧。他也不否认这对他有一定的影响，但真正影响他的，是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完美结合的巨著《资本论》。“因为读了《资本论》，第一，我意识到，‘四人’帮那套极左路线绝对不会长，这是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所以我看到了自己的希望。第二，我看到中国走市场经济这条路是历史的必然，这也支撑了我在那么艰苦的劳改环境中活下来。第三，一旦从商，我就会比别的企业家有更充分的理论准备。”
张贤亮的智慧在于，他能够对事物有前瞻性，这从他对为什么不叫“西部影视城”而是“西部影城”的解释可见一斑。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有一部轰动一时的电影《侏罗纪公园》，张贤亮一看那个片子就意识到，世界上没有一个影视城能够承担这样的外景拍摄，那都是电脑制作出来的，而这部电影恰恰预示了未来电影的发展方向——不再是实景拍摄而是电脑制作。他想，花大价钱打造一个影视城，将来会连本都收不回来，它所提供拍摄的功能会越来越弱。所以张贤亮要建的其实是一个“影城”，他要把它建成中国古代北方小城镇的投影或者缩影，“影城”的“影”意思是“缩影”。
当然，影城最开始的发展是要依托电影电视的，虽然只有两个荒凉的古堡，但是电影拍摄之后总会留下很多场景。材料很简陋，却是美工精心设计的，很符合当时的年代和故事情节，《红高粱》的酒作坊就真要做得像个酒作坊，《黄河谣》里的铁匠营就真要做得和明末清初的铁匠营一样。而张贤亮要做的，不过是用真材实料让它们永久化。他有他的文人心思和聪明之处，全部用老木头、老工具，这样才有观赏价值，不像现在的很多影视城都是用水泥做的，太假。那些古旧的材料在当时很便宜，现在可是贵得要命，光一套明清家具就要五千多万，这也是为什么张贤亮的固定资产能达到两个多亿。
日本人说张贤亮是出卖荒凉，张贤亮不同意，他说：“旅游业其实出卖的是感觉，我是用物质营造了一个精神环境，一个时空隧道，我把历史变为了可以触摸的东西。”
信仰的追求
办了影城之后，张贤亮觉得自己的生活比单纯作为一个作家更充实了，素材丰富，感受还很多，只是作家的话，也不过就是和志同道合的朋友聊聊天。没有切肤之痛，就不会有切肤之乐，对任何事物都是如此。
至于文坛，这些年来他丝毫没有远离，依然潜心创作，但是他说当他认识到中国的文化生态后，便不再愿意发表比较严肃的作品。为什么会有这种看法呢？我们就从近期比较热的一套片子《大国崛起》说起吧，那里面介绍了很多西方国家从十五世纪到现在的崛起过程，内容涉及经济、政治、军事、科技和法制制度，却恰恰漏掉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宗教信仰，而宗教信仰对西方国家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一个经济形态向另一个经济形态过渡的过程当中，肯定是很混乱的，新的经济形态的秩序和法律法规都不完善，但它有一个东西在支撑，就是共同的信仰。
在张贤亮看来，信仰规范了人的良心，所以西方国家的转型虽然法制法规不健全，但不会乱，而我们中国市场经济的转型正是在信仰危机特别严重的时候，直到今天还没有树立起全民共识的信仰。没有信仰就没有良心，他对此深信不疑。不是说现在的法律法规不健全，而是人们不遵守，有法律法规却没有良心，这是非常可怕的。
最近社会上有一个“百家讲坛”现象，于丹、易中天开始变得流行，张贤亮却是不看的。对这种现象，他也做了一番分析：“这类作品开始流行，究其社会根源，就是中国人开始觉得自己没有信仰了，要寻求中华的传统文化。中国人开始去追求一种价值观和人生的终极目标，这是好现象。”我们一般人很少去接触佛教、基督教之类，所以中国人或者说汉族人一直是把历史作为自己的宗教，所以，于丹他们才能火起来。可是如果真正要看，能够把中国经典通俗化，南怀瑾才是大家。“人们直接去读易经、论语、孟子，很难读懂，那么就读南怀瑾吧，可以入门到中国的传统文化。”
之后，说到近年来值得一读再读的书，张贤亮还是推崇《资本论》，虽然我们号称马克思是我们的思想理论，但很多时候并没有真正读懂，所以一定要读原著，不要去读二手三手的解释。那是科学，你在不同的阶段会获得不同的启发。
作为成功的企业家，张贤亮反对读那些成功者的速成教材或者别人的成功经验，因为没有一个企业家的成功经验是可以复制的，真正有启示的，是高境界的、根本性的东西。武侠小说里常说，学武之人，最高境界是无招胜有招，我们经商或者做任何事也是一样，最高的技巧是无技巧。
张贤亮
西部影视城董事长
著名作家，代表作有《灵与肉》《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绿化树》《习惯死亡》《我的菩提树》及长篇文学性政论随笔《小说中国》等。
到2004年为止，共有70部电影在镇北堡西部影城拍摄，其中著名的有：
1981年《一个和八个》《牧马人》
1987年《红高粱》
1989年《黄河谣》
1990年《边走边唱》《双旗镇刀客》
1993年《火烧红莲寺》《东邪西毒》《老人与狗》
1994年《大话西游》
1995年《新龙门客栈》
1996年《红河谷》
1998年《黄河绝恋》
2001年《嘎达梅林》
2002年《书剑恩仇录》《关中刀客》
撰文：花未眠
摄影：赵磊
来源：《全球通》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