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秉德 红墙大院的似水年华
《全球通》专访周恩来侄女：全国政协委员、原中国新闻社副社长周秉德，回忆她在中南海的15年青春岁月，谈她生命中的点滴和周恩来夫妇的革命爱情。
周秉德至今还记得那次中南海春藕斋的周末舞会。伯父的舞姿很棒，风度翩翩，舞步流畅，舞姿优雅，只要他一到场，几乎再没办法在场外落座。伯父微笑着揽住她的背，踩着音乐旋转着步入舞池。“跳得还行，你乐感可以。”听到伯父的夸奖，小秉德兴奋得有点飘飘然，可马上伯伯却略带歉意地说：“转到那边你就下去吧，让别的同志跟我跳，看好多人在排队。”小秉德望着伯伯和别人跳舞的背影和那么长长的排队等着和伯伯跳舞的人群，小小年纪的她明白伯伯不只是属于家人的，他属于整个中国。如今，伯伯和七妈邓颖超早已从她的人生舞台隐去。周秉德于几年前出版了一本《我的伯父周恩来》，洋洋数十万言、字里行间记录的却都是她对伯伯周恩来的无限思念。而一向行事十分低调的她，也在我们的再三邀请下接受了《全球通》家族栏目的采访。 红墙大院里的青春 周秉德是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的大女儿。1949年夏天，12岁的周秉德生平第一次见到她鼎鼎大名的伯父周恩来，住进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和邓颖超一生无儿无女，多年来一直把自己对儿女辈的感情全部倾注在一批烈士子女身上。而亲侄女来到身边自然更疼爱万分，他们把这个漂亮的小姑娘俨然当成了自己的女儿。小秉德从此也开始了在这个中国最神秘的红墙大院里长达15年的生活。 回忆起那段红墙之内的童年岁月，周秉德觉得那真是段无忧无虑的快乐时光。当时最让她兴奋的，是早年间只能在照片上见到的毛主席，到了这里竟成为了她的邻居，就住在周家隔壁。 周恩来日理万机，并没有多少时间在家。他总是来去匆匆，走路特别快，卫士比他年轻得多，都得一溜小跑跟着他。秉德和他见面最多的时间是在饭桌上。偶尔有机会和他一起散散步，逛逛公园。工作之余，为了让伯伯散散心，秉德有时候和他一起唱歌，她说周恩来最喜欢唱“洪湖水浪打浪’，还很喜欢海棠花。西花厅后院种了十几棵海棠，每逢春天满院海棠盛开，十分漂亮。 5O年代正好逢上留学苏联的热潮。刚初中毕业的周秉德聪颖优秀，本来完全可以选择当时绝大部分干部子女所走的路：高中毕业后赴苏联留学。而初三时看完前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的秉德热血沸腾，当下小做出了一个让周围人都大吃一惊的决定：她要报中等师范专科学校，日后做一个电影中瓦尔瓦娜那样的农村教师。那时的周秉德还只有15岁。 “当时老师同学们都很吃惊，劝我好好考虑自己的前程。我回到西花厅向七妈说了自己的想法，她却立即表示支持，在饭桌上不断地鼓励我。伯伯一直埋头吃饭没有吭气只默默地听着她们的对话。七妈问他说你怎么不表态？伯伯说：‘她得有点独立思考。你也说，我也说，不是压力太大了吗？将来她要后悔起来都没办法。’这件事情后来回想起来，别人告诉我伯伯其实心里肯定还是想让我读完高中念大学，或者能留苏也很好，但他又不能明确地跟我说，因为他一发言就会成定论。伯伯其实是也在观察我到底这样做是不是真的经过深思熟虑，但他从来都是要求我要独立思考，自己选择自己的生活。” 师范学校毕业之后，秉德被分配到离城20 里外一个小学做老师。但3 个月后，区里就把她抽调去搞运动了。五六十年代政治运动无休止，她搞宣传、做文秘，以致几度想再上大学的计划都被完全打乱了。周秉德笑了笑说：“我的青春大好年华，几乎都全部都在运动里度过了。” 三次与留苏学生的擦身之缘 在工作与为人处事方面乖巧的秉德并没让周恩来和邓颖超操多少心，真正让他们牵挂最多的还是这个大侄女的婚事。1958年的夏天，妈妈的一个朋友将一个在莫斯科留学的大学生介绍给了秉德。在征求伯伯意见时，却听见周恩来语重心长地问：“你的婚姻问题能不能在25岁以后解决？我们中国人口基数大，要实行计划生育，从你们这一代开始要提倡晚婚。你晚点成家如何？”向来听话的秉德爽快地答应了，她看见伯父的脸上浮现出由衷的笑容。 而长相漂亮的秉德仿佛与留苏学生特别有缘。孙维世的妹妹又给她介绍了留苏时的一个男同学。周秉德回忆说：“伯伯高兴地掏出100块钱说安排我们好好去四川饭店吃顿饭。七妈很认真，托人到中国驻苏大使馆了解对方的情况。夏天时她和伯伯在北戴河休养，一般他们从来不带我们去，但这次却破了例，伯伯叫我坐他的专列过去了。我去北戴河住了两个晚上，七妈跟我谈完之后，我思考后觉得此人不大合适，于是又告吹了。” 第三次的介绍的朋友给周秉德印象最深。那个同样是留苏学生的小伙子和她谈得很投缘，但当时中苏关系已经破裂。周秉德记得在西花厅海棠花盛开的后院，七妈很平静地对她说：“现在中苏关系紧张，苏联的克格勃特务机构很厉害，无孔不入，你现在交往的这位朋友在苏联留学，在那里有许多熟人朋友。一旦你们成了夫妻，肯定要经常出入西花厅，有没有想过，这会不会无意间被苏联克格勃所利用？”伯母的话虽没明确表态反对，但理智的周秉德没有半点犹豫：“您放心，我再也不会同他往来了，再喜欢也断了这门亲事。”这次恋情便就此搁浅了。七妈很宽慰地说：“秉德顾全大局，能够理解我们。”就这样因为当时中苏关系的局势，秉德和那三个留苏大学生终究只能是无缘地擦肩而过。周秉德感慨地回忆起这段往事时，她说：“那个四十多年前拒绝的第三个留苏大学生，前些年他看到我的书之后，给我写了一封信。他说过了这么多年才明白当年她决绝断了交往的真正原因。信中他回忆起当时的痛苦，说是当年很长时间都难以释怀。如今转眼沧海桑田，都已是白发苍苍了。尚还知道对方都还一切都好，都很欣慰。已经四十多年了啊！”周秉德微笑着感慨道。 如今周秉德还依然记得1960年的夏日，七妈邓颖超在北戴河的沙滩上散步时和她的那番看似不经意的谈话，跟秉德第一次聊起了面对人生里相逢的爱情所应有的抉择。伯伯也谈起过多年前他在法国留学时的初恋往事。周恩来曾有过一个很谈得来的女孩子，但当他决定献身革命时，他觉得只是作为革命同情者的她并不合适。他所需要的是能一辈子从事革命，能经受得任何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的爱人。周恩来曾对着秉德回忆说：“我认定的是马克思主义，誓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终生，要准备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我的终生伴侣，也理所当然是志同道和的，经得起革命艰难险阻考验的战友。所以我后来选择了你七妈，在这一点上你七妈是当之无愧的。世界上男人与女人的关系，除了恋人，还有友情，不能当妻子，却能继续成为朋友！” 长相守 周秉德在26岁那年迎来了生命中的真命天子。周恩来的老警卫秘书何谦为两个年轻人牵了红线，周秉德见到了那个英俊帅气会四国语言的空军上尉。他谦和、稳重、正派、有知识，周恩来夫妇在得知他即是著名民主人士沈均儒的长孙时，非常欣喜。周秉德和沈人骅迅速坠入爱河，当时沈人骅在和她见面不久后就返回了西安工作，此后两人一直靠鸿雁传书交流感情。 在沈人骅给周秉德的一封信里有这样一段话：“今天我骑车经过学校后院的一片紫竹林，微风拂过，捎来阵阵槐花的清香，沁人心脾。”就是这几行朴素的文字，周秉德觉得对方是个懂得生活情趣的男人。 第二年的国庆他们结了婚，开始了至此患难与共、相濡以沫的相守。周秉德的卧室床头，那张精心装裱起来的庐山风景照。便是周恩来送她的结婚礼物——他本人最珍爱的邓颖超的一张摄影作品。望着那张照片，仿佛能看见云雾在山间缓缓流动。 1965年，周秉德跟随丈夫沈人骅调往西安工作。而在他们到达西安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文革狂潮随即席卷整个中国。、周秉德一时成了造反派揪斗的对象，被骂成“死老保”的她不断被造反派拉去问话、批斗，还被关起来过。“后来看我档案的人事科长跟我说如果当时讲出我是周总理的侄女，造反派肯定不敢关我了！但我真的没办法做到。作为伯伯的侄女，我从来没依靠过他的关系为自己做任何一件事情，包括为自己开脱。” 由于周秉德一直默守自己是共和国总理的亲侄女这一秘密十数年，这直接导致了日后她和她的家人的苦难命运。 1968年，红卫兵报到江青那里一个案子，提及周秉德的父亲周同宇参加了 “反革命组织”——“聚餐会”，江青将案卷送到总理办公室，周恩来亲笔批示逮捕了自己的亲弟弟。结果周同宇被关了整整7年。 对于父亲被抓，周秉德曾一度不知情。 在接到七妈的来信后，当时由于奔波辛苦差点造成流产的她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她造反派会把矛头很快指向自己，而这肯定会殃及到丈夫。她整整三天三夜茶饭不思，然后向丈夫提出离婚。而沈人骅只是轻轻擦干妻子的眼泪，对她说：“无论发生什么，都要一起面对??” 果然，沈人骅马上被调进位于贵州遵义的深山里的军工厂，气候和生活条件都极其恶劣。夫妇俩起早贪黑的工作就得起床上班，到夜里十二点才能回家。无奈之下只能把儿子托给邻居照顾。可晚上九点邻居就早早睡了，孩子常睡在蚊虫肆虐的家门口听着山里野狗的嚎叫声等爸爸妈妈回来。后来这对患难夫妻才回到北京。1979年，父亲周同宇的问题也彻底澄清得到平反。 谈起伯伯和七妈的爱情，周秉德给我们看着周恩来和邓颖超那张甜蜜的二十年代合照，她感慨地说：“看看他们俩，多好啊。七妈告诉我当时用这么亲密的姿势拍照，已经就是一种革命了。”她还给我们提到周总理和邓颖超之间那些浪漫的通信，笑着问我是不是没想到，周恩来也是个浪漫富有生活情趣的人啊！ 当时周恩来在苏联，邓颖超给他写信说：“来：难得的红娘愿带信，就在来看他，在他住的地方写了几个字给你。我们和他意外地相见，是多么地高兴喜欢啊！想你们相见亦是如此。带给你的水仙花和家书一封，想已到达，阅后有何感想？你忙得怎么样，觉要多睡，酒要少喝，澡要常洗，这是我关心惦记的，回来要检查哩”。 “超，西子湖边飞来红叶，竟未能迅速回报，有负你的雅意。忙不能做借口，这次也并未忘怀，只是懒罪该打”。1951年3月23日，邓颖超：“不像情书的情书，给我带来了喜慰，先寄语桃、李、海棠，善备盛装迎接主人呀。”当时邓颖超在杭州，周恩来在北京。周恩来3月31日回信：“昨得你23号来信，确实写的不像情书，陆璀答应我带信到江南，我当时戏言，俏红娘稍带老情书，结果红娘走了，情书依然未写，想见动笔之难”。 离去 1967秉德出差到北京，到西花厅去看望伯伯和七妈。她从那会就已经心酸地发现伯父的脸变得极瘦削憔悴，原本炯炯有神的双眼布满了血丝。吃饭也是胡乱几口之后就急匆匆地去了办公室忙碌。到了1975年5月一个下午，秉德接到伯父病重的电话，心急如焚地要去医院探望，却被七妈一再地阻拦了。七妈说中央有规定，为了保证治疗，只能拨通病房的电话跟伯伯说上几句话：“电话里伯伯的声音听上去很平静从容。他的嘘寒问暖被我很急躁地打断了，我当时很难过，只是一直问他是否跟护士询问过他的生命还有没有一年。伯伯很轻松地安慰我说那只是开个玩笑。我当时在电话里都快哭了，我说这是玩笑也不应该讲，因为我们听了心里不好受！您是要长命百岁的！”电话那端传来周恩来和蔼而平静的声音：“你是共产党员，是唯物主义者，人总是有那么一天的。想开点，好吗？” “随后的5月20日，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伯父。我在伯父身边坐下，见他当时气色还可以，他还询问了我的工作和两个孩子情况，聊了一会儿。但怕过多打扰伯父休息，我起身告辞，出门时，我提出和他合张影。“你看，家里人很多，下次我们再照吧！”他握着我的手，轻声说。 如今想来，她说：“那时的我太天真了，当时的伯父的膀胱癌已经到了第四个年头了，早已恶化，小便次次是血尿。但这在当时都严格保密，住院期间，伯母坚持按当时中央的规定，不让亲属探视。如果我真的知道他病情竟然如此严重，不管说什么我也要闯进医院去看伯伯的。”没想到，这一天成了永恒，最后一次会面她连和伯伯一张最后的留影都没照上。 如今，伯父已经去世整整30年了，他将自己的骨灰融入祖国的山川湖海。周秉德的公公沈谦在病痛中也留下遗嘱：“我一直敬佩周总理，更要学习周总理。我死后的骨灰，你们千万不要送进八宝山，你们帮我撒到江湖或树下。”沈谦病故后，周秉德夫妇将他的骨灰撒入天津海河的入海口。1992年，周秉德又连续送走了两位至亲—先是伯母邓颖超病逝，7月18日周秉德来到天津海河入海口，为伯母邓颖超的骨灰送行；然后12月周秉德的婆婆病故，再次撒播骨灰入海。1999年，相伴她多年的挚爱丈夫沈人骅也走了，她悲伤地踏上了人生中第四次送走亲人骨灰的水路。周秉德的这些亲人们，在世间没有一块墓碑，但她对他们的怀念是深深埋在心中的。如今，已年过七旬的周秉德居住在北京一栋五十年代红砖老房子中。在从中国新闻社副社长职务上退休之后，她还担任着全国政协委员的职务。我们采访刚结束时，她的两个可爱的宝贝双胞胎孙子也刚放学归来，周秉德的脸上满是享受天伦之乐的慈爱表情。在家中的墙壁上，挂满了是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照片以及周秉德与丈夫家人的合影。从踏进这个家的第一刻起，你完全可以感受到这个屋子的主人与周恩来的至亲渊源，感受得到她对已逝去的亲人们无限真挚的怀念。 撰文：Agnes 来源：《全球通》杂志
摄影：赵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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